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黨的七大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內，通過珍貴文物實物、照片、雕塑等展項復原了黨的七大場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使用過的投票箱，投票箱整體采用大紅底色配以黃色圖案，正面以谷穗為環狀底，并飾以黨徽、五角星及兩面紅旗，并用文字注明“中共七大投票箱”。

黨的七大的召開，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先后經過了五次延期。從1928年黨的六大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國民黨軍隊連續大規模地“圍剿”紅軍和根據地，紅軍被迫戰略轉移，致使七大未能召開；1937年10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提出要“準備召集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已知文件中，這是最早關于召開黨的七大的倡議。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但此時抗日戰爭正進入到最緊張、最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的第一要務是指揮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難以抽出時間完成七大的準備工作，前方的八路軍、新四軍將領也由于軍務在身，難以脫離部隊回后方參加七大，因此七大的召開繼續延期。1938年9月至11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由于抗戰時期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瞬息萬變，七大的準備工作何時能夠完成實難預料，因此七大的召開繼續延期。1941年2月21日，毛澤東與任弼時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七大代表已到齊，只待你回，擬五一開會，不便再延，請你估計有無回延可能，并準備何時回延”，4月26日，復電周恩來，指出見蔣介石時可提出：“要求他派飛機送你回延安參加大會”，但由于當時國共關系緊張，周恩來未能抽身回到延安，七大再次延期舉行。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議在八至九個月內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電告彭德懷、聶榮臻、薄一波、呂正操、朱瑞等來延安參加七大”，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于明年二三月間召開七大”，但由于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對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討論和修改的過程持續過久，影響了七大的召開。1945年4月23日，先后多次延期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終于在延安開幕。

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指示：要宣傳“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各項學說和主張”。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中，首先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此同時，劉少奇號召全黨“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1943年8月，由重慶返回延安的周恩來在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會上指出：我們黨在這三年中做了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偉大、還有更多成就的工作，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黨的理論水平的極大提高。

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除了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最大的歷史特點外，還有中國共產黨第一部完全獨立自主修改通過的黨章。其次，七大黨章首次在黨章中增加了總綱部分，總綱是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是黨章的前提和總則，是每一個黨員“一切活動的準則”，這一特點也被后來的歷次黨章所沿用。七大黨章第2條和第3條，分別清楚規定了黨員的四項義務和四項權利，在黨章中明確了黨員的權利和義務，是七大黨章又一鮮明特點。

各地代表為參加黨的七大匯聚延安歷經了千辛萬苦，如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帶領華中赴延安參加會議的干部100多人，在八路軍一個團的護送下，從蘇北阜寧出發，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21日，毛澤東為此特致電劉少奇：“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山一程，水一程，萬里長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晝趲行，夜趲行，敵偽關防穿插勤。到處是軍屯。”這是陳毅在赴延安途中所作的一首詞。代表們代表了全黨121萬黨員，歷經艱險，分批從祖國四面八方匯集到寶塔山下，來參加這一次空前團結的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為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來源：學習時報